实现基督教中国化必须提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2015-01-27 14:44

—— 倪光道


引言

最近一段时间,我所研读的几本书和相关文章,基本上都属于宗教社会学方面的,多数是论及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也有论及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但我国基督教自己从圣经伦理角度论及社会主义的,就很少很少。这使我很有感触。我在想,西方的学者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能作认真的研究,并且出了那么多的成果,而我们为什么不能对圣经伦理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作一点研究呢?难道没这个必要吗?不!我实话实说,正是因为我们缺少这方面的专门研究,所以不少基督徒对于社会主义只是在政治上拥护和顺服,却缺少了基督徒不可缺少的圣经伦理的支撑。因此,有人面对日趋严重的渗透活动和各种思潮的猛烈冲击,就难免显出软弱。这个现状,对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谁来缩少这个差距?单靠社会科学界的专家学者吗?基督教自己不应当作一些努力吗?尤其在思考基督教中国化的时候,这个问题更不能回避。
这个问题在我心里总是记挂着。这种记挂,促使我学习,促使我思考,促使我对此要作一次专题研究。
怎么研究呢?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精神,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和鼓舞;我所读过的《二十世纪宗教思潮》一书的研究方法与原则,以及研究成果,也给了我不少的启发。
该书的结论首先说到一个人们并不陌生的事实:“今天,正如往常一样,敌对的世界观正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在我们这世代中,这种激烈的情势,可能比上一个世纪更厉害。这场斗争是罕有的激烈,因为对立观点众多,而每种观点又以详尽精细的概念结构来表现。”1
结论不仅说到事实的这一面,尤为可贵的是也说到了另一面:“冲突的观点并没有乱作一团……透过对话,他们常会获取一些真知灼见,这不是某一思想派别单独所能达致的。如果我们以这角度来看这处境,我们起初那种不知所措的感觉,便不会沦为全然的怀疑主义了。”2
作者还有一个十分正确的结论:“在我们这个综览的过程中,已相当清楚地看到了:无论哪一个时期所盛行的哲学或神学,都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和历史的条件;亦即是说,都不能脱离产生这种哲学或神学的文化气氛。”3
这就是说,我们思考和研究问题,要遵循一个规则:既不回避冲突的观点和纷乱的思潮,又不因主观片面性而陷入迷乱之中。这一次,我就是要用这个态度去面对现实,尝试用这种方法去思考和研究问题,写下这份粗浅的札记。

一、从韦伯和列宁的不同观点说起

《二十世纪宗教思潮》一书介绍了韦伯和列宁两种不同的观点。按照本书的思考方法和原则,我不是先从中国教会的立场和自己信仰的角度对上述两种观点作出评论和判断,而是先基于“当时的社会和历史的条件”,基于当时当地的“文化气氛”作一些思考。正如丁主教引用罗竹风的话说:“马克思有关宗教的论述,都是‘就德国而言’……列宁在论述宗教问题时,也是从俄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就‘俄国而言’的”。4
我们先看马克斯·韦伯的观点。
马克斯·韦伯(1864-1920)是德国著名学者,专门研究宗教社会学,他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他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在我国也颇有影响。他不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单单归因于贪求的本能,尽管他承认这种本能是人类共有的;他虽然否认曾企图证明新教是资本主义的唯一根源,但是他却确实认真研究了“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密切和深厚的关系”;5他研究的目的,“是要指出宗教信仰与社会体制在特定社会中的彼此关联”。6他的研究,没有脱离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处境,若脱离了,就不是严谨的学术研究,要变成空洞的文字游戏了。他“先从一些可以靠经验稽考的事实着手研究。比如,他注意到在如德国那样复杂的国家,工业界的领袖却大多数是新教徒,并且英国、荷兰及美国的清教徒都一直在商务企业上处于领导地位。他以宗教改革使人们在信仰上发生变更来解释这些事实。”7他敏锐地观察到:“新教徒……不论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不论作为多数派还是少数派,都表现出发展经济合理主义的特殊倾向,但是,在处于上述任何一种环境下的天主教徒中间,根本看不到同样程度的类似倾向。因此,这种差别存在的根本原因,必须从他们宗教信仰的持久的内在特性中寻找,而不是只从暂时的处在历史政治环境中寻找。”8并且,他也清楚地看到:“一种独特的资产阶级经济伦理巳经形成。由于意识到处于上帝的全面恩宠之中并受到上帝的明显保佑,只要在形式上正确的界限之内,只要道德品行白壁无瑕而且在财富的使用上无可指摘,资产阶级实业家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追求金钱利益,同时感到这是必须完成的一项义务。此外,宗教禁欲主义的力量还为他准备了一批有节制、尽职的、勤奋异常的、把劳动视为上帝之所希望的一种生活目的而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劳动者。”9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入世的禁欲主义是资本主义所必需的”;“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密切和深厚的关系,是远超过人们过去所揣度的。”他同时认定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精神”10,是“合理的现代资本主义”11,它有别于“大规模投机家的资本主义”,有别于“与掠夺性战争相联系的资本主义”。12应该说,韦伯这种认定,在德国是实事求是的。
我们再看佛拉地米·伊里奇·列宁的观点。
列宁(1870-1924)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他的观点跟韦伯的观点完全不同。毫无疑问,列宁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揭露资本主义的本质,反抗资产阶级的行为;但因为当时俄国的资产阶级与宗教的关系密不可分,列宁为了反对资本主义,也就认定:“现代所有的宗教,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行为的工具,用来替剝削行为辩护,及麻醉工人阶级。”他认为“任何宗教革新,或是以新宗教代替传统宗教,都不应存在。社会主义本身也不是一种宗教”。这是列宁观点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列宁也提醒过,“让对宗教的反抗混淆了更为基本的、对资本主义的反抗,也是绝对不容许的,反抗宗教,必须从属于反抗资本主义”。13我认为,列宁这两方面的认定,在当时的俄国也是实事求是的。
上述两种观点在当时当地都是实事求是的,但在中国基督徒看来明显是冲突的。我们如果站在教会立场上,往往会认同韦伯的观点不认同列宁的观点;如果站在政治立场上,往往会认同列宁的观点不认同韦伯的观点。作为中国的基督徒,对此很可能会处在两难之间。那怎么办?我们不要忘记上面提到过的一句话:“冲突的观点并没有乱作一团”。要知道,透过对冲突观点的冷静思考,我们“常会获取一些真知灼见”。我们也不要忘记,任何研究和思考都不能脱离自己的处境。我们要从上述不同国家不同观点得到启发,来思考我们中国自已的问题。因此,中国基督徒完全可以也应当没有两难,我们只管以学术研究的精神,尽可能客观地作两件事:一、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宗教问题;二、以圣经伦理透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这样作,肯定会获取一些真知灼见。

二、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宗教问题

上述两种观点,一是德国的,一是俄国的。而现在,我们要思考中国自已的。正如罗竹风所说的:“我们今天应当就‘中国而言’,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和德国、俄国都不一样”。我国人民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基督教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不能熟视无睹。所以,我们要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4这说明,社会主义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跟代表少数剥削阶级利益的资本主义有本质的区别。丁主教说:“资本主义保护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保护剥削,使广大劳动人民的命运操在资本家的手里,使中国等少数国家之外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命运操在跨国公司和它们的政治代表手里。”15所以,提倡“爱人如己”的基督徒没有理由不拥护社会主义。
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有关宗教的一些具体情况。
要知道,所谓“中国特色”,首先是说明我们要有国家观念,要了解中国的国情。因为“思想、信仰可以无国界,但思想、信仰着的人有国界;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欲望可以无国界,但满足欲望的各种资源和空间却有国界。”16所以我们基督教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不能因着经济全球化而淡化我们的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思想。同时,也要认清我国的社会主义有哪些特色,认清了,可以激励我们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的祖国。
我们中国是伟大的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古老而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但不亚于西方文化。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以德为重等等都是我国珍贵的传统文化。这样的传统文化最适宜社会主义的建立和发展。
我们中国的主流意识也有别于西方,它虽然是无神论,但它给有神论以足够的自由。这样,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伟大国家就能够“和而不同”、“和合共生”,不会出现一个宗教为国教、别的宗教受歧视的情况。特别是,党和政府与信教群众是“血肉关系”,信仰不同宗教的和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人民群众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
我们中国的各种宗教在解放后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肃清了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势力,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里自己的宗教事业。拿基督教来说,三自爱国运动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已经验丰富,成绩巨大,越来越显示出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方面的重大意义。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
还有一点与我们宗教界关系特别密切,那就是社会主义宗教论的确立。正因为我国的宗教都已经成为自已的宗教,所以,尽管我们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党中央还是勇敢地提出“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充分说明了党中央对宗教界的信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应当说,这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我国的宗教理论研究也经历了由‘鸦片论’到‘文化论’和‘适应论’,目前正在转向‘和谐论’的转变。”17这种转变,给宗教界营造了更加宽松祥和的文化气氛,为宗教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说到底,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存在剥削阶级利用宗教“麻醉”人民的问题,所以就没有列宁所说的“反抗宗教”的必要;“任何宗教都不应存在”的论断,也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宗教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存在,是中国人民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自己的需要,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所决定的。如果有人一定要说宗教有“麻醉作用”的话,那也只是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个人生活曲折中理顺情绪的心理调节作用,这种作用对于社会大众来说,却是非常需要和有益的正功能。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不同于德国,也不同于俄国,所以要走自己的路。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不能僵化。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邓小平理论,已经使中国共产党看问题更加实事求是;科学发展观的深入人心,使现今的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和健康发展,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结果,令人敬佩,令人鼓舞。
在了解了上述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我们还要从圣经伦理的角度看一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像韦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一样。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对比中加深认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三、从圣经伦理看资本主义

从圣经伦理看资本主义不等同于从基督教角度看资本主义,因为不同国家的基督教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不一样,有的看法也不一定符合圣经伦理。
尽管韦伯认为“贪得无厌绝对不等于资本主义,更不等于资本主义精神”18——他把他认定的在新教伦理影响下形成的“资本主义精神”,跟资本主义的本质作了区别。我们也确实要注意到这种区别,并且承认资本主义相对封建社会而言在历史上有进步的作用,现在也有先进的地方;但是,从圣经伦理看资本主义的本质,还是不能不用一个“私”字来概括。自私,利已,是资本主义不变的本质。我们承认,资本主义理论很有智慧,很有哲理,它看透了人的本质,人的共性,深知天下没有一个人无私欲,没有一个人不利己;中国人也会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是上帝的选民犹太人,对耶稣被钉十字架也无法理解:“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资本主义正是基于人的本性,以“利己”这个法宝,绝妙地有效地激发了人的竞争活力,去争取利益最大化。这虽然给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巨大的动力,但因此而产生的道德沦丧却花费很大的力气也难以克服;于是,在欧洲,基督教的信仰与伦理就大有用武之地,基督教的发展也势在必行。教内一些先知式的人物,针对许多资本家的恶行和社会不公,发出正义的呼吁,强化新教伦理,像雅各那样斥责为富不仁者(雅5:1-5)。不少资本家也用新教伦理约束自已,抑制自己,使自己不做或少做坏事,且多做善事,一些著名的慈善家就应运而生,如同圣经中那个曾经是财主作税吏长的撒该一样。这对资本主义社会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精神净化和道德支撑作用。因此,有人会说“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同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就是不一样。”这正是韦伯感兴趣的地方,也是值得感恩的一面。然而,这只是说明新教伦理的良好作用,并不说明资本主义的本质有什么良善之处。资本主义若没有新教伦理起作用,其恶欲膨胀的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我们也不能不正视事实的另一面:在资本主义处境里的基督教,尽管巳经尽力了,但是不可能抑制统治阶级的恶欲膨胀,所以危及人类的大肆掠夺和侵略战争总是常常发生(这正是韦伯所看到的“与掠夺性战争相联系的资本主义”);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霸权主义竟从基督教文明中取得解释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并寻找力量的源泉,他们惯于用重金收买人才作为他们从事渗透破坏活动的工具,使一些见利忘义的人陷入试探不能自拔,神的名因他们的缘故在世人中被亵渎。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因此我们可以肯定,虽然基督教文明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但从圣经伦理看来,基督教与资本主义不能划等号,基督徒的生命本质跟资本主义的自私本质也不相容。所以,虽然国家法律保护私人利益,基督徒也可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但基督徒作任何事情不能单单被私人利益牵着鼻子走,因为“侍奉玛门”即拜金主义是主所反对的(太6:24;弗5:5),“舍已”奉献精神是跟从主的必要条件(太16:24-26;罗12:1-2)。这一点,中国基督徒应当比较清醒,这与我们的处境不无关系。若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就有可能不由自主地麻木了。不过,这不是绝对的。1999年6月我访问德国教会时,就听到一位教内学者说:“北约出钱打南联盟能赚钱,打完了重新建设,也能赚钱,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可见他对资本主义也看得很透,也非常清醒,虽然他无力回天,但这种看见还是难能可贵的。

三、从圣经伦理看社会主义

我们知道,西方人对社会主义总是有反感,其中不乏基督徒。但是从圣经伦理看,这是很不应该的。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一个“爱”字,社会主义就是要激活人类潜在的爱心,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所以丁主教说:“把爱普及到大众,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目的。社会主义是大规模的爱,有组织的爱,形成为社会制度的爱。”19“作为一个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能体现爱。”20这跟圣经伦理至少没有冲突,因为圣经伦理也突出一个爱字——“尽心尽意爱神”与“爱人如己”。基督徒不仅要爱弟兄,也要爱众人。圣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神不偏待人”。这个启示,从旧约到新约,一而贯之,且表现于审判断事(利19:15)、主仆关系(西3:22-25;弗6:9)、贫富关系(雅2:1-4)等等诸多方面。圣经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和应验(赛61:1-2、路4:18-27)、两千句有关穷人的经文以及教会初期出现过的“凡物公用”现象(徒2:44-47),等等,这一切,都同社会主义本质非常相符。因此我在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的时候也在想,韦伯所说的源自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跟社会主义思想有什么不相容的地方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也是在鼓励合理合法勤劳致富,并倡导有道德有爱心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吗?21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虽然社会主义可以惠及大众,但由于人性的软弱普遍存在,加上国内外种种压力和阻力,所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是个艰难的过程”。22对于这个艰难,西方社会学教授阿尔文·施密特在《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一书中甚至断言:“社会主义只有在所有的个体都没有罪,总是谋求邻舍的最大利益的假设上才行得通。但是,这种人不存在。因为无论《旧约》还是《新约》都教导说,人是堕落、有罪的受造物,人不会首先谋求其邻舍的福利。”23我在想,此话以“人是堕落的”这一事实作为社会主义行不通的根据,其实是承认了社会主义的良善本质,说明基督徒拥护社会主义至少不会在道德品质上有问题;同时也是暗示:在所有软弱有罪的人当中都能行得通的资本主义,其本质如何,就不言而谓了(难怪有人说“资本主义就是合法的贪婪”)。所以我认为,作为基督徒,与其迎合人性的软弱去沉溺在资本主义之中,不如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去建设社会主义。况且,建设社会主义虽然是个艰难的过程,但不至于艰难到行不通的地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辉煌成就,已经用铁的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
说到这里,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需要提出来加以解决:有人因为西方国家掌权者大多是信神的,所以对韦伯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就觉得很自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掌权者基本上都是不信神的,所以对我们谈论圣经伦理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就觉得挺别扭,甚至觉得是违背基督教信仰。这种想法对吗?
可以肯定,从我们的基本信仰和圣经的全面真理来看,这是不对的。因为基督“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西2:10),不只是资本主义国家掌权者的元首;圣经说:“没有权柄不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罗13:1),可见掌权者无论信神不信神,都是“神的用人”。例如,波斯王古列(居鲁士)虽然不认识神,神也膏他,召他,用他(赛45:1-5)。埃及法老和基拉耳王亚比米勒虽然不信神,但也在神的掌管之下(创12:10-20;20:1-18)。
圣经还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上帝,尊敬君王”(彼前2:13-17)。
这段经文说明,基督徒谈论“人的一切制度”(不只是资本主义制度),谈论跟教外众人和掌权者的关系,都是很正常的,因为这些没有超出圣经伦理的范围,圣经也不是有人所想像的那样狭窄。要知道,对圣经的片面狭窄的认识,倒是远离了圣经伦理的范围。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基督教在任何文化环境和社会制度中都可以生存,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所以,历史上德国的韦伯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有益的,今天我们研究圣经伦理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也是有益的。正如我国教会史学家王治心所说的:“基督教好比一粒麦种,随意撒在什么地方都合宜。”只是因为社会和历史的条件不同,表现也会有所不同,我们不能企图把在德国行得通的那一套搬过来在中国推行。中国基督教同其他宗教一样,都要认准自己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处境下的历史方位,不可越位也不可出轨。
而且,我们可以肯定,只要我们真正认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可以知道社会主义事业“是值得基督徒为之努力”的;24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都是天经地义的。
因此,我们虽然知道“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5,国家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基督教也当积极开展国际友好交往;但是,对境外那些用“基督羔羊征服中国龙”等神学语言所包装的思想渗透,对那些企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改变我国传统文化的破坏活动,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坚决反对。
我们也知道,正因为在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会有巨大的艰难,尤.其是我国还要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需要全国上下持久的共同努力。其实,这种需要,也正是宗教界有所作为的机遇。虽然我们信仰中的终极盼望使我们与世无争,但终极盼望与今生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并不矛盾。我们理当将做好本职工作视为天职,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在争取和维护个人利益的同时,也力求道德品质的不断提升,且努力寻求和睦,热心为善,关爱人群,服务社会。这样才会有基督徒荣神益人、神喜人欢的美好见证,才会是基督教中国化的有效推进。

注:

1、《二十世纪宗教思潮》186页
2、同上190页
3、同上557页
4、《丁光训文集》419页
5、《二十世纪宗教思潮》558页
6、同上562页
7、同上185页
8、同上186页
9、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一章第8~9页
10、同上,第五章170页
11、同上,英译本新版序言第6页、第二章22页、51页
12、同上,第二章24页
13、同上,作者导论第19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373页
15、《丁光训文集》213~214页
16、《中国宗教》2007年2期29页
17、同上28页
18、《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作者导论第15页
19、《丁光训文集》214页
20、同上,213页
21、《二十世纪宗教思潮》189页
22、《丁光训文集》214页
23、《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19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
24、《丁光训文集》214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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