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中国化过程中基督徒应承担的宗教使命

2015-01-27 14:43

——李美双
 

 

中国宗教学界近年来对基督教的研究如火如荼,在中国大陆的高校中兴起了“宗教热”,建立了一批宗教研究、基督教研究所和研究中心。这些机构的很多研究成果填补了国内基督教研究领域的一些空白,在基督教哲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译介基督教著述等方面颇有成果,甚至对基督教神学体系之内的某些命题也颇有成就,做出很多重大突破。这些研究卓有成效地推动了中国的基督教研究。与此相比,教会或者代表基督教神学前沿阵地的神学院校,对这些方面的研究则比较薄弱。新中国的教会还没有产生可以在学术界与之对话的中国神学家,没有成功的建立一个教会神学成果全面展示的平台,也没有建立一个融汇中国文化的神学思想体系。中国的基督徒在学术界热心研究讨论基督教学术的同时,却无力对社会发出基督教的声音,在各地召开的基督教神学研讨的会场中,几乎没有教会内学者的身影,教会人士以及教会的神学和观点无法进入学术界。作为中国基督教的教内人士,笔者深感这种状况不利于基督教的中国化。基督教要成为“中国的基督教”,而不是“基督教在中国”,就必须有一个贴切的、合适的身份和姿态展现在中国民众面前,必须进入中国文化的主流。这就要求中国的基督徒必须在神学理论上,建立一个完美的上层架构,一个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中国基督教神学,既忠于信仰又精于学术,并使用中国传统文化为载体。基督教中国化,不应该只是学术界的事,更应该是基督教会当之无愧要承担的历史使命。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基督教中国化过程中,基督徒应该承担的宗教使命。

一、 中国基督徒的身份定位

明确自己的身份,就是要回答一个问题:我是谁?在基督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我要承担什么角色和任务?在信仰中我们很容易回答这个问题:“我是神的儿女,是天国的子民。”但我们还有一个社会的身份,我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中国的基督徒。在当今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被宗教影响得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这个身份的确认,是非常重要的。
有学者认为,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增长,宗教的作用已经从隐性转为显性,甚至已经进入到国际舞台的中心,成为国际舞台上各方争夺的资源。基督教在本世纪的增长,已经成为理解基督教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新的挑战。在国际关系中,“宗教政治化”或“政治宗教化”非常明显,各宗教团体大规模介入各国政治尤其是外交政策领域;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为宗教具有跨国性,基督教更是世界范围的大宗教,世界各国的信徒身上,基督教会造成双重身份甚至多重身份的问题,就导致基督徒身份具有了政治性。再者,基督教在中国,从来就没有摆脱“洋教”的身份,也没有被人忘记过曾伴随着侵略进入中国的历史。基督教在中国主流意识中一直被认为是具有“帝国主义”成分、“国际后盾”的。国外某些基督教派别也从来没有放弃过让中国这条“龙”被“羔羊”驯服的宣传,使用一些比较偏激的词汇,轻视中国传统文化。基督徒的身份在中国并没有真正的“脱敏”。
宗教无小事,尤其是作为世界范围的基督教。中国基督徒,有一个双重的身份:一个民族身份,一个国际性身份。绝大多数中国基督徒不懂这个国际性身份在国际政治关系中的影响力,但不代表国际舞台上其他人不懂,在单纯信仰的环境中这个普世的身份不重要,但在国际政治势力的角逐中,这个身份却非常敏感。中国的宗教信仰状况正在日益引起普世的关注,中国的基督徒身份也越来越引起很大范围的注意。为了切断不明就里的基督徒与国际不法势力的关系,中国基督教会的前辈们已经做出了明智的选择:中国基督教走“三自爱国主义”的道路。他们发起了三自爱国运动,中国基督教“自治”、“自养”、“自传”,不接受国际势力的任何干涉,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中国的教会要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与各国教会进行交流和合作,但不受境外势力的控制和支配。中国的基督徒,只是中国的基督徒,他们在中国代表基督教,在世界,则代表中国。中国的基督徒可以想着不参与政治,但却不能保证境外的政治的势力不关注自己。因此,在确定基督徒的普世身份的同时,我们也要提高警惕,记得自己的民族身份,不能因为信仰而成为民族的仇人,引起同胞的反感。
这样明确的身份定位,对基督教中国化大有好处。基督教是普世的宗教,但基督徒却是有民族和国家身份的。在国际政治博弈日益复杂的今天,基督信仰不应介入任何政治纠纷中,基督徒要保持单纯的信仰和清醒的头脑。基督徒的民族身份并不违背基督信仰,因为基督教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不仅在于它的普世性,更在于它的地域性,它能在保持自己纯正一神信仰的同时,也能适应不同的文化、民族、国家和社会境遇,并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了本色化、本土化、处境化或民族化,成为当地的基督教,而被当地人接纳,却不受境外势力的支配和控制。所以我们才看到了英格兰的安立甘宗、德国的路德宗、瑞士的加尔文宗、法国的天主教、美国的福音派、俄罗斯的东正教……在保持基本信仰的同时,他们也各具特色,彼此之间独立而平等,互不干涉互不影响,信徒也各有自己的民族身份,沿袭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

二、 中国基督教必须建立完整的神学体系

中国的神学教育起步晚,起点低,素质差。用三十几年的时间,在各省建立了差不多三十所神学院校和圣经学校,为教会培养牧会人才和神学研究人才。但是目前中国基督教神学研究的状况是只有神学,而没有体系。在基督教神学的高层建瓴上,没有建立完整而统一的体系。三十年的时间的确太短,而我们这三十年中还是有很大的精力在处理教会的实际问题,无暇顾及神学学术研究,更没有条件建立一套整全的神学体系。
然而,从本世纪开始,随着基督教研究在各大学和宗教研究中心兴起来、港台地区的大陆基督教研究热起来之后,中国的教会若再不重视学术研究的话,就会失去在学术界发言的平台和机会,教会的神学研究将被学术界远远赶超,而能代表中国基督徒的中国教会也会失去基督教神学的发言权,失去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的主动权,进而失去中国基督徒、中国基督教会应该承担的基督教中国化的任务和机会。
而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神学体系,也绝非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这需要中国教会再付出至少一代人的时间。笔者认为,第一个要储备的资本和条件,就是要有在神学研究上有建树、对我国的社会有充分的认识和关心、能谦卑地吸取广大普通信徒的信仰形式和灵性经验、能融合神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等学科、具有开放的思想和容纳他人的胸怀勇气、学贯中西、博学多才的神学领袖级人物。上个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之间中国曾有一批可以被称为“中国教会学者”的领袖人物,但由于历史原因,他们的精神遗产没有被成功继承和发扬。目前教会的老学者已经寥寥无几。不过,中国教会目前也已经培养了一批愿意在学术研究上委身的年轻学者,他们有的是神学院的专职教师,有的是神学院客座的基督徒学者,有的正在海外接受神学训练。这批学者将成为中国基督教神学在教会界将来的权威发言人。珍惜和尊重这批学者,鼓励他们或为他们创造机会展现自己在神学学术研究上的才华,为他们提供机会与学术界进行良好的沟通,是中国的基督教会在基督教中国化过程中首当其冲的第一要务。
除了珍惜人才外,中国教会还需要建立有效的机制,为神学学术研究解决后顾之忧。要建立开放而完备的体制,创造宽松的、健康的学术环境,行政与学术分开,让学者能从繁重复杂的行政事务中抽身,专心的进行学术思考,与各界交流对话,不带任何行政身份的压力,进行自由探讨,这样才有利于中国教会神学的思想发展。
而第三要进行的,是为神学思想创造合宜的出口,给学术一个可以自由表达的平台。这一点中国教会也并非没有做,只是投入远远不够,引起的重视也远远不足。创办学术刊物或者神学研讨会,不仅需要丰富的资金,还需要有效的管理和运作。这需要教会高层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性眼光,有在学术研究方面表现卓越的学者,也有运筹帷幄的实用型人才,全局掌控合理调配,推陈出新知人善用,更需要得到全教会的理解和鼓励。
只有基督教会内部的神学研究进入轨道,基督教中国化过程中,基督徒应该承担的宗教使命才能崭露头角。

三、 基督教神学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流、对话

基督徒的信仰皈依是一种信心的飞跃,理性的飞跃,而基督教的信仰教理都有特定的符号来表达,是独立于任何一种世俗文化之外的基督教独特表达方式,可以被称为基督教文明。但成为基督徒却不需要抛弃已经接受的传统文化。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皈依基督教都不必放弃自己已有的传统文化,而被基督教信仰替代。福音不是要取代文化,也不是要改造文化,而是要进入一个文化中,与之对话、交流,并在其中寻找一个精确的突破口和表达方式,梳理与这种文化之间的关系。基督教既有普世性,也有本土性。无可否认,传福音作为基督教的“大使命”,让基督教拥有了极强烈的普世传播倾向,但这种普世倾向必须与特定的文化、特定的社会脉络相互结合才能产生效力。基督教进入中国,不应该高姿态处世,也不应该封闭自己,在中国的社会文化处境中,中国基督徒应该在弘扬基督教信仰文化的同时,整合中国传统文化,学习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工具,向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之下的百姓,传递、解释基督教的神学和教理,并在发展中国基督教神学的过程中,有自己解读基督事件、诠释基督信仰经典、表达基督崇拜的独特角度、语言和方式。在信仰的确信中融入文化的传统,让华夏文明丰富自己的信仰理解。中国基督徒需要信仰上的自信和自觉,基督教神学不排斥其他文明,也不可能被其他文明同化,而是可以在任何一个文明中生存发展,结合当地独特的人文风情,而更有生命力,基督教神学也能更丰富和生动。
中国传统文化本来就是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从来都不排斥外来文化。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开放而多元,乐于与任何文明进行交流和对话。中华民族也是由众多民族融合而成的复合民族,在宗教文化方面,中国形成了多元通和的模式,多神多教和谐共存,和而不同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基督教当然可以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园地中找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并可以形成自己的表达方式和宣传出口,形成中国特色的基督教文化。
古老的基督教文化体系,曾铸造了古罗马帝国统一的宗教精神和思想气质,也塑造了整个欧洲的风采和境界;近代随着基督教向世界各地的传播,基督教文明不断与各种文明相接触、碰撞、冲突、交流和融合;当代世界多元发展,基督教更是辐射、浸染、驰骛、扩展到多族多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在20世纪世界历史风云的冲荡、洗涤下,基督教已经呈现出民族化和地域化等多元发展之势。各种思潮、流派在世界各地应运而生,我们看到了巴特的危机神学、英美的过程神学、拉美的解放神学、莫尔特曼的希望神学、东亚的草根神学、韩国的民众神学、特定人群的黑人神学、妇女神学、生态神学……上个世纪末,有学者甚至在中国定义了一个“汉语神学”。21世纪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的本土化、处境化已是势不可挡,基督教在一个相异的地域和文化中的生存和发展,必然要经过本土化、处境化这一融合的过程。基督教进入中国,必然要与中国文化进行交流和对话,成为中国的基督教,焕发中国基督教独特的魅力。中国的基督徒在中国,用中国人可以理解和接纳的方式进行宗教生活,是基督教在中国生存和发展的最好形式。

四、 中国基督教必须与其他宗教建立适宜的关系

基督教的独一神论和排他主义使得基督教进入中国之后,不能合宜的处理与其他文化和宗教的关系,所以导致了闻名世界的“礼仪之争”,造成了清初的“百年禁教”。若处理不好与其他宗教的关系,基督教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同时会被推向风口浪尖,遭到口诛笔伐,成为众矢之的,基督教的正面能量和其公信力、影响力就会打折扣,失去群众基础和发展的机会。基督教若想在中国健康的发展,一定要去除尖锐的措辞、唯我独尊的自大心态,与其他宗教建立合宜的关系。
基督教不能谋求一教独大。三十多年来,基督教成为中国发展最快的宗教,引起了宗教学界的特别关注,也引起部分政府人士的过分担心。有学者认为,基督教中的偏执保守势力,唯我独尊,以救世主的代表自居,排斥其他信仰,妄图一教独霸,加剧族群对抗和文明冲突,为国家带来动荡。也有官员认为,基督教照如此速度增长,势必会造成一教独大,严重破坏中国的宗教生态平衡,恶化宗教生态环境,甚至会影响国家安全。学界和政界的担忧不是没有凭据,基督教内部某些宗派和小团体的确有“一教独大”的思想。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中,这是不可能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教独大”的局面。中国从来就不会允许一教独大,从政治层面来说,这不符合统治者的利益。谋求一教独大,只能加剧政府与基督教的矛盾,造成冲突。
基督教不能与其他宗教对立。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宗教多元化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是一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相互碰撞、融合,形成多元一体文化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传统中,任何宗教进入中国、融入中国,都是可能的。所以基督教才在佛教、伊斯兰教在中国扎根之后,也进入中国,打造出了自己的空间。而基督教作为一个最晚进入中国的外来宗教,没有能力在中国制造与其他已经本土化的宗教的对立、矛盾和冲突。基督教更没有这个必要制造矛盾,这不符合基督的教导,也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基督教是和平的宗教,是博爱的宗教。与其他宗教不能冲突,而应该寻求一种积极的态度,建立合宜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学界生发了一个新的领域,即“宗教对话”。 
“宗教对话”所要探索的,就是正确认识宗教的关系、积极促进宗教和谐。因为世界的宗教信仰是多元化的,中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无论从历史传统还是现实国情来看,多元信仰都是中国的现状。所谓的宗教对话,并非谋求宗教统一或同一,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促使诸宗教的信仰者建立起一种友好的对话伙伴关系,以使来自不同背景的对话者们能够诚恳交流,相互学习,彼此见证。
天主教从20世纪60年代起提倡宗教对话,汉斯·昆90年代以来大力推动宗教对话,发出“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就没有世界和平”的呼唤。21世纪著名的天主教神学家保罗·尼特在他的《全球责任与基督信仰》一书中也认为,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对基督徒是一个绝对的真理,但“绝对真理”成为“暴力真理”是一种可怕的、危险的傲慢。基督徒必须克服“把基督教视为光明真理而把其他宗教视为黑暗”的心理,而在信仰里容纳“宗教的他者”,为此,必须有全球责任,真正关心“苦难的他者”,联合各种宗教人士共同致力于人类的幸福,而不是一教包打天下。保罗·尼特提出“传道即对话”的理念,“把教会的传道本质上看作是一种沟通”。这样的理解和理念,对于中国的基督徒来说,是可借鉴的。在中国,不同宗教之间非常有必要对话沟通,推行宗教一元化的结果必然引起其他宗教的排斥和反抗,强力推行便成为暴力宗教,它自身也被异化了,所以,任何宗教的霸权主义都是与宗教中民主、平等、博爱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中华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道家和佛家文化为补充,并广泛吸收诸子百家文化而形成的博大精深的文明体系,在后来的发展中,又包容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基督教在当今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不在于发展信徒的数量,而在于提高教会的质量,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基督徒到底能对中国社会做出什么贡献,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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