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中国化过程中遇到的若干困难

2015-01-27 14:39

—— 李美双


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基督教进入中国,在中国扎根,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甚至是上千年的历史努力。从唐朝、元朝到明末清初,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都是失败的。直到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教才成功的进入中国。本世纪,“信徒以每年100万的速度在增长”[1]有望成为中国第一大宗教,更成为令政界和学界不断关注的焦点,学者们用许多词汇来形容基督教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蓬勃发展”、“迅猛发展”、“过度快速发展”、“爆炸性增长”、“扩张式发展”等等,基督教中国化的研究也与日俱增。这些发展都提醒我们,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梳理出一个可依循发展的道路,对中国基督教来说是一件必须的事。但笔者认为这条路目前为止,并不通畅。单从数字来说,基督教虽然发展很快,似乎是辉煌的,但是若“从其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融入、融合、乃至认同、参与程度来考量,恐怕离成功还有一定距离,亦即基督教的中国化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2]本文将分两个部分,一部分简要分析基督教中国化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并尝试在第二部分针对这些困难提出自己的思考。

一、 基督教中国化过程中面对的困难

首先,是政治层面上的
在中国当代的语境中,基督教往往与“西方渗透”或“文化侵略”相关联,基督教在中国一度被归为“文化帝国主义”一类。而现代中西方的政治对抗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仍然存在,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张力也存在,双方仍旧处于彼此不信任的状态之中。[3]在政治上的张力和分歧也造成了一些深层次的政治矛盾。本文赞成卓新平教授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处境》一书中的观点:“政治局势虽已缓和,但深层次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他举例说明中西双方对鸦片战争之后的传教历史的观点分歧,他说:“西方社会及教会并没有对其近代以来即鸦片战争以来在华存在及作用加以历史反思或反省,没有一种对中国非常公开性的、象征性的政治“道歉”;这样,其整体形象和基本主旨究竟是“文化传播”还是“政治渗透”人们对之分歧颇大、难获共识。”“中西双方对基督教在华这段经历之历史作用的评价截然不同,其观点和态度亦完全对立。当西方教会视其在华传教为一种信仰的‘贡献’和‘牺牲’时,中国包括其基督教会却认为西方教会的东传从整体而言乃负面性的‘侵略’和‘渗透’,并无任何功绩可提。”他也说,当今天中西双方因“宗教自由”、“宗教人权”这类问题发生争执时,对于西方认为中国缺少“宗教人权”或“宗教自由”之指责,中方则会翻出西方基督教在华传教的这段历史老账来要求西方对之“反省”、“检讨”,否则就根本没有资格来对中国提所谓“宗教人权”或“宗教自由”问题。[4]
由于缺乏这一政治层面的梳理和反思,中国教会在中西主流声音的夹缝中不时尴尬,而中国教会目前并没有确定的声音来反思这些历史问题,对历史上西方在华传教士的活动的看法甚至和学界也并未达成共识,因而在这种政治的矛盾中难以做出独特的努力。
除了对历史问题中方与西方难以达成共识外,对当代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在政治层面上也持怀疑态度。曾任甘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的马虎成在《基督教在当今中国大陆快速发展的原因辨析》一文中提出他的观点,对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形势表示担忧。他指出几点:(1)、西方势力一直把利用基督教向中国渗透作为其既定战略,有的国家甚至把向中国传教作为国家战略,不遗余力地向中国推行其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价值观、人权观、文化观,企图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中国人民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宗教信仰。(2)、西方国家特别是境外形形色色的教会组织、神学院校等,把中国作为待开发的宗教处女地,把向中国传教作为其大使命,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向中国输出基督教,制定了“松土工程”、“金字塔工程”、“福音西进计划”等传教规划,企图恢复其对中国基督教旧有的隶属关系,使中国社会“基督化”、“福音化”。(3)、其传教带有侵略性、扩张性、隐蔽性等特点。(4)、以目前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方式看,基督教迟早会“一教独大”甚至“一教独霸”,将严重破坏中国的宗教生态平衡,恶化宗教生态环境,不断改变中国的“宗教版图”,造成宗教生态危机,引发社会冲突和矛盾,影响基督教的形象,甚至会影响国家安全。例举了这么多问题之后,他主张,对基督教的快速发展,“必须进行国家干预,即采取法律的、行政的、政策的手段使宗教不能形成自由市场而无序发展。”[5]马虎成的观点和担忧也代表中国政界对基督教的普遍看法,基督教的发展在中国政界是不被祝福的。
除此之外,马虎成也承认,面对基督教的汹涌发展,一些地方政府由于缺乏相应准备,对于如何加强管理、规范管理心中无数,对宗教事务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乱管理,甚至放弃管理。[6]地方政府不作为,难以正确引导基督教在当地的发展,甚至拦阻、封闭基督教的发展。这些也成为基督教中国化过程中遇到的政治方面的难题。
其次,是来自社会各界的。
中国的基督教学术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20世纪下半叶,新中国成立之后,除“文革”时期外的前三十年,中国基督教的本质和在我国的作用等问题,一直都是中国教会内部思考的问题。由于政治原因,新中国前三十年,学术界基本不关注宗教问题,更没有任何有意义的著作留存。那时基督徒属于宗教上的少数,中国的教内人士也一直忙于基督教会内部的事务性工作和灵性上的牧养,无暇在理论上关注基督教的中国化问题。虽然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本色教会运动曾有过活跃时期,产生了一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中国神学家,像赵紫宸、吴雷川、刘廷芳等人,他们不仅在教会中,更与社会积极接触,与学术界互动频繁,代表基督教在学术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在著述中对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基督教与人格培养等问题上,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观点,对本色神学的探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学术研究后来中断了,差不多半个多世纪之后,新中国的教会才捡起了这一接力棒,却无力传承。教会之外的学术界反而渐渐对此产生了兴趣,国内高校中一批宗教研究所或基督教研究所、研究中心相继成立,各种研究项目也从多渠道得到了国家资金的支持,基督教研究方面的许多空白才逐渐被填补,也出现了一批“文化基督徒”,和在基督教研究上卓有成就的学者。但仍然有许多不足,第一,研究地域分布不平衡,研究“扎堆”、“凑热闹”现象明显,而且其中成果很多重复劳作;第二,个别群体缺乏关注;第三,研究关注的焦点与教会内部的神学研究不能融合,偏重于站在教会之外研究,不能对中国教会进行内在的解构和关注,换句话说就是脱离教会。有个别学者的研究甚至不伦不类。[7]而新中国教会的神学教育重新开始仅仅三十几年,由于基础薄弱,加上教会发展面对的问题和压力巨大,在理论研究上无法投入足够的精力,教会学者对老一辈神学家的理论遗产还处于整理和吸收阶段,神学尚未形成体系,也没有产生能成功的与学术界对话的学者和著述。对基督教中国化的研究,硕果初现的仍然是学术界,中国教会内部并没有具有代表性的声音进入学术界。基督教中国化,本应是由教会承担的、以教会的未来为着眼点,通过教会内部的探索和工作,解决教会内现存的问题,协调和社会的关系、基督徒与其他信仰的人们的关系。而纵观目前的中国教会,却还没有这样的实力。
除了学术界,中国民间的非基思想的存在,也是基督教中国化路程上的一大拦阻。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非基运动”,在文化战线上排除英美基督教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导致了后来的“收回教育权”运动,非基运动的思潮来自社会各界,虽然后来人们认识到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区别,但“非基”的思潮仍旧存在。在民间,仍然有不少民众认为基督教是外国的宗教,不应该进入中国。耶稣是外国的神,中国人应该只拜中国的神。因为部分中国百姓的这种对基督教的“无知”和排斥,基督教中国化也大受拦阻。另外,民间的鬼神观念也影响基督教的纯正性,制约着基督教的中国化。
第三,是教会自身的问题。有学者将基督教在新中国六十年来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8]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开始的前三十年的受压阶段,这一阶段的基督教完全处于一种被动无为的状态,呈现出来的都是与迷信落后、帝国主义残渣余孽等交织在一起的状态;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教会自身建设的时期,基督教有很大发展,这一时期教会主要注重灵性修养,属灵不属灵的问题格外被看重,教会来不及或者没有精力关注社会,关注与外界的关系。学术界的宗教学研究开始复苏,基督教在学术界开始摆脱负面形象,“宗教是鸦片”的调调也渐渐淡化;新世纪之后是第三个阶段,基督教的发展已具规模,此时教会也有了更宽广的发展空间,更开放的发展视野,更开明和长远的发展眼光,基督教开始登上社会的舞台,开始关注自己的社会形象与作用,着眼于与社会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合作关系。这一时期,中国基督教的神学研究才真正开始。因为起步晚,基础薄弱,中国教会对内部的问题讨论得多,对社会问题(如道德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法制问题等等)少有精力去思考。所以中国基督教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神学体系,更没有在理论上梳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近十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教会的发展,中国基督教会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关系上做过许多努力和探索,各地也都尝试召开神学思想建设研讨会,积极引导教会与社会接触,思考基督教和基督徒的社会责任。但仍然远远不能跟上教会发展的速度和步伐。
中国基督徒的素质偏低也影响基督教的理论研究。基督教的传教是以发展信徒为目的,从而造成信徒素质良莠不齐,许多信徒素质低下,出现了信教动机功利化、信教方式迷信化、信教对象文盲化等问题。基督教在中国特别是农村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奇特的可以被称为“宗教迷信”的现象。而据调查,56.3%的基督徒不相信世界上有神,4%的基督徒时常拜佛。[9]这种现象与中国人固有的迷信观念有关,也与信教群众的文化素质有关。基督教很容易被迷信化甚至形成个人崇拜,基督教的形象被严重扭曲,其纯正性也经受严峻挑战。尤其是有的“教会”组织中出现的反社会、反人类的极端行为,严重损害了基督教在社会上的形象。而被中国政府和社会大众所接受的建制内教会的规范性传教和牧养方式,又为非建制教会所不屑。这反映出中国基督教发展的困惑,也严重制约了中国教会的神学研究,放缓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
除此之外,中国教会还不成熟,内部还存在许多问题,如建制教会与非建制教会的关系的问题、教会内部一些小派别互相攻击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影响中国教会的合一进程,中国基督教需要花许多精力去对付解决这些实际问题,也就很难在神学理论研究上取得快速的进步,调和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二、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按照张志刚教授的观点看,“基督教中国化”与“本色化”、“本土化”或“处境化”是有区别的。他认为,后几个词主要属于教会的概念,主要是“教会的学者”用来讨论基督教如何适应传入地的文化背景或社会处境的,例如,怎样用中文来译注《圣经》,能否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或思想来解释教义,如何适合中国社会状况来布道传教等。而“中国化”这个概念,则定位于“学术的立场”,即力求更客观、更理性的探讨基督教何以能够融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10]因为本文无意探讨中国化的内容,只是站在外面观察基督教中国化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所以本文不处理这几个词汇的不同。在本文看来,“中国化”、“本色化”、“本土化”和“处境化”都应该是中国教会要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在本文中的意义是相通的。
面对基督教中国化过程中遇到的政治方面的困难,作为教内人士,我们无力左右政局,但却可以尝试与政府、与主流媒体、与主流声音进行多方位的沟通、协调,强调自己的中国基督教身份。我们的前辈在这方面已经做出非常正确的选择:中国的教会要“自治”、“自养”、“自传”,按“三自原则”自办教会,切断与敌对势力的联系。而且在基督教日益得到中国大众关注的同时,我们应客观公正的审视历史问题,信仰里不谈政治,竭力在中国的土地上,建设中国的基督教。我们不仅要懂得善于利用这个多元的社会带来的历史机遇积极发展基督教,也要懂得缓和基督教快速扩展产生的各种矛盾,中肯的回应遇到的攻击和责难,避免别人用有色眼镜对教会的扩展生出不必要的担忧,用科学的研究阐明基督教不是洪水猛兽,不会“一教独大”、“一教独霸”。基督教是中国进行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份子,我们有自己的神学、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的学术,基督教愿意丰富中国文化,与儒释道一起镶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框架中。我们要让别人知道基督教中国化、本色化、处境化是中国的基督教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为此,教会的社科教育与神学教育应齐头并进。过去三十年,中国教会忙于进行教会内部的建设,没有过多的精力经营基督教与社会的关系,在神学教育方面也偏重为教会培养实用人才,偏重神学教育而忽视社科教育,在神学学术研究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三十年已过,中国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已经显出不菲的光彩,也以明显的角色逐渐走进大众的视野,我们接下去应该做的,便是从基督教教育入手,加快培养能够与社会、与学术界有良好沟通的基督教学者和中国的神学家,不仅在神学研究上有建树,还要在社科方面有整全的装备,系统的训练,并且对我国的社会现实有充分的认识和关心,还能谦卑地吸取广大普通信徒的信仰形式和灵性经验,而且能融合神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等学科,融会贯通,自成方圆。这样才能成为基督教神学研究的领军人物。这样的人不仅需要学贯中西、博学多才,还要具有开放的思想和容纳他人的胸怀,要富有勇气,不怕引起非议,在学术界能够并且敢于代表中国教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样的人才是中国教会缺少的,也是中国教会最需要的。教会要观察、留意、吸引、容纳、培养这些方面的人才。
在教会建设方面,中国基督教要继续重视讲台的牧养。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信徒结构正在改变。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大量的农村基督徒也涌入城市,教会的中心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同时,大学生与学者也纷纷走进教堂。教会不再仅仅是老人多、妇女多、文盲多的“三多”群体,知识分子、男性渐渐成为中国基督教的新生力量,这就为城市教会的牧养带来挑战。农民工文化素质不高,在城市的教会中也很难找到合适的位置,不能成功的融入教会,在教会中他们只能做“边缘人”;大学生和学者进入教会后,觉得教堂的讲台信息空洞、浅薄、实用主义泛滥,不能满足他们对人生、对信仰、对生命更深层次的需要,他们也会成为“隐形人”,甚至会离开教会,自组团契;男性在教会中发现,很多教会的主导角色是女性,他们不习惯在女性的主导中接受支配,于是就会成为“沉默人”……种种问题,都是新时期中国的基督教内部建设要解决的问题。教会建设,就是要满足不同层次、团体信徒的灵性需要,以圣经真理引导他们委身教会、互为肢体、彼此服侍,鼓励他们立足于教会,在教会工作中发挥自身的优点和长处。将这几个复杂的组成结合成一个有机的、合一的、稳固的团队,使他们享受一样的关怀,有一样的立场,有共同的异象和使命,让每一个成员都能在教会内外发出自己的声音,做到这些,中国的教会便真正成为了中国信徒自己的教会。
从历史发展沿革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乃是两种文化体系、两种强势文化各自的发展,两者有各自的发展脉络和空间,也沉淀出两种相异的文明气质,各具特色。这两种文明,伴随着世界近现代史,说不清道不明的纠缠在一起,写在中国的历史书上,成为西方文明胜利入侵的同时却成为中国人不想面对的耻辱。我们无力改变历史,但我们却可以剔除历史的杂质,让基督教在当代中国摆脱负面的影响和印象,让它在中国文化的大家园中,积极努力的发挥自己无可替代的作用。基督教中国化是基督徒的责任,也是每一位研究宗教学的学者所应该关注的内容和努力的方向。


[1] 李平晔:《信仰与现实之间》,华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2] 唐晓峰:《我关于“基督教中国化”的几点认识》,载于《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第一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309页。
[3] 参:卓新平著,《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处境》,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7月,第67页。
[4] 卓新平著,《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处境》,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7月,第210页.
[5] 马虎成:《基督教在当今中国大陆快速发展的原因辨析》,载《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第一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161页。
[6]马虎成:《基督教在当今中国大陆快速发展的原因辨析》,载《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第一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152页。
[7] 参唐晓峰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督教及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7月。第171页。
[8] 高师宁,“中国社会认识基督教之途径及其思考”,载于李灵、曾庆豹主编《中国现代化视野下的教会与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35-36页。
[9] 马虎成:《基督教在当今中国大陆快速发展的原因辨析》,载《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第一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160-161页。
[10] 张志刚:《“基督教中国化”三思》,载《世界宗教文化》,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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