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读书札记

2015-01-27 14:38
—— 倪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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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当代中国文化主要有三个组成部分,形成这样一个格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中占主导地位;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中国文化的主干;而西方文化包括基督教文化也已经进入中国,有的已经融入中国文化,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有的正在与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发生碰撞,或在磨合之中。在这种处境下,中国基督教正确认识和对待上述三种文化成分,至关重要。所以,我们要自觉地融入中国文化,自觉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继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并在吸收西方文明有益成果的同时,坚决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渗透。这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必由之路。
 
 
最近,我在研读余国良博士编著、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一书时,对其中关于中国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问题的论述,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兴趣。我深受启发,并本着圣经作了梳理,使自己的思路渐渐地清晰起来。为了促使自己好好消化、多多受益,也为了同大家交流分享,我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份读书札记。
毫无疑问,我们要思考中国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首先需要了解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状,了解它的格局。对此,刘孝廷先生已作了简介:“就中国的历史而言,人们一般公认,儒学是传统文化的主干,但是鸦片战争以后,这种格局被打破,各种思潮涌入中国,经过几十年摩荡,在中国大陆又形成了文化发展的新‘三足’——‘中西马’。”刘先生所说的“中”是指中国传统文化,“西”是指西方文化也指西方基督教文化,“马”是指马克思主义。石衡潭先生也指出:“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社会。总的来看,除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外,在当代中国社会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文化还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和以民主、自由和科学为核心的西方当代文化。”我们讨论中国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确不能回避中国文化所涵盖的这三种成份。
 
一,  中国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儒道文化,也包括外来却中国化了的佛教文化。虽然这些传统文化曾经被当作封建的东西多次受到沉重打击(如鸦片战争后外来文化的强大冲击和“文革”期间的“破四旧”),但始终没有被毁灭。如今,我国正在按照古为今用的原则,对丰厚的传统文化进行科学梳理、深入挖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并不断发扬光大。在这种情况下,坚持福音真理的中国基督徒应当如何面对自己祖国的传统文化?
石衡潭先生看到一种情况:许多人认为“中国文化特质与基督教精神是完全相异的,中国文化与基督教完全是格格不入的,基督教要进入中国必须完全置换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思路被称为置换模式,目前它在中国很有市场。有许多信徒虽然不一定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是采用这样一种思考与行为模式,但实际的情形却可能正好是这样。”为此,石先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认为,不是这样,而且,恰恰相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特质及因素与基督教精神是相近的或者说有亲和力的。我们知道,神的启示最早是面向希伯来人的,神也是选择希伯来人为起点来传播他赐给万民的福音。而希伯来人的社会与文化形态与中华民族的是非常相近的。希伯来文化也是非常注重亲属血缘的,也是十分强调人伦的,而他们的这种生活也是神所喜悦的。”石先生还详细介绍了孝敬父母和血缘关系的圣经根据,以此证明基督教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亲缘性。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有其固定深厚的特质,认识清楚其特质及其与福音和基督教信仰的关联性与亲缘性,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卓新平博士也指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作为两种强势文化,迄今仍处于一种‘磨合’的关系之中。二者均有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等待着对方的让步和认同,由此形成了长时期的僵持和对峙。这种局面的形成和延续自有其政治上的原因及其历史的发展演变。但除此之外,文化和思想方面的因素亦极为重要。进入现代以来,中国基督教会出现了新一代神学家和思想家。他们以中国知识分子和基督徒这双重身份,更深刻地体认到这两种文化求同共存的必要和重要。其求同共存乃是其可能之‘共构’和‘共融’的前提与基础,由此才会发展出真正的中国基督教及其神学,才会创建出一种有着基督教思想文化精神积极参与的现代中国文化体系。应该说,朝着这一方向努力,正是现代中国基督教思想发展的主流”。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都认为儒家的性善论与基督教原罪说是根本不同的。但北京大学教授赵敦华博士将两者作了深刻的分析和认真的比较后,得出结论,认为这是“中西文化的一个趋同点”。赵教授指出:性善论与性恶论这一矛盾,在我国历史上就有孟子和荀子之间的不同。荀子提出“性恶”说,与孟子的性善论相抗衡。“历史事实是,后世儒家的心性之学以道德本质和自然本能的张力为特征,这一张力是性善说和性恶说共同造成的。”所以,“先秦以后的儒家致力于寻求性善与性恶的‘中道’。东汉初期的王充在《论衡》的《本性篇》中列举了七种人性观。除孟荀之说外,其余五种可以说都是介于孟荀之间的‘中道’,后世儒家基本上也是沿着这一方向阐述人性论的。我们所说的‘中道’,有两种情况,一是平等对待性善论和性恶论,将两者相调和,甚至相混合;二是以性善论为基本价值取向,接受性恶论的某些因素。”这说明,中国传统的人性论发展结果在最终的意义上与孟子所说的性善论不相矛盾,实际上与基督教神学的原罪说也不相矛盾。因为人性在基督教传统中首先指自由意志、其次指良心、再次指理性。这些都是现实的人所具有的善的本性。正如基督教神学家托马斯所说:“人性并不因为罪而完全腐败到全然没有本然之善的地步,因而人有可能在本性遭腐败的状态也能依其本性做一些具体的善事。”保罗承认教外人的“是非之心”(罗2:15),可证明这一点。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创2:26),所以人性本是善的,即使始祖犯罪以后产生了人类的“原罪”,也不能把人性的软弱说得太过份。况且,圣经所说的“罪”(sin),不是专指触犯刑法的罪行,而是泛指“错、弱、惰、缺”等负面性格。因此,很多神学家不愿将原罪说等同于性恶论,也不与性善论相冲突,这实质上采取了“中道”的态度。罗明嘉博士站在基督教学者的立场上,回应赵教授的观点时也肯定:“基督教和儒家都认为,在良心中人们一般是知道人类的共同基本道德规则的,但人类所有的一个弱点是无法把道德原则完全地实践出来。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人类显得特别无力,他们能意识到什么是正确的,却没有能力去实现它。”所以他接着说:“我觉得,儒家可能需要对人类存在的一些形而上的联系重新强调一下,强调天命和神圣价值作为人类道德的基础,能够使伦理更加有约束性。”
而且,中国传统文化拥有“以和为贵”的丰富资源。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及和气致祥、和气生财、和衷共济、和风细雨、家和万事兴等等,都是中国“和文化”的珍宝。同时,中国基督教也拥有“和好神学”的特殊优势。“和好神学”是本着圣经,基于对神的信仰,从神人关系推及人际关系的伦理学的组成部分,它既突出“劝人与神和好”的福音使命,又重视“使人和睦”的社会责任;在人际关系方面既强调教内和睦,也强调与众人和睦。所以,中国基督教的“和好神学”与中国的“和文化”是最有合作前途的。
由此可见,中国基督徒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怀着对立的、进攻性的心态想用福音的大能攻破这个堡垒,而应当多多寻找有关联、可通融的趋同点,使福音真理在不失信仰本色的前提下能更加适应自己的文化环境,以增强福音在中国民众中的吸引力、亲和力,叫更多的人和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保罗正是如此。他在雅典城巧妙地抓住当地人的“未识之神”作为切入点向他们传福音(徒17:23),并且善于使用当地文化中的诗句“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徒17:28),使福音产生了亲和感,结出了果子。虽然有人讥诮他,“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古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哩,还有别人一同信从。”(徒17:32-34)这个结果,在充满偶像的雅典城,不能不说是一次大的突破,不能不说是保罗正确处理福音使命与文化适应的一次成功实践。这说明,今天我们注重中国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在走保罗的宣教路线。
 
二,中国基督教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关系
 
一个事实明摆着:西方文化以基督教文化为主干,把西方文化说成是基督教文化不会有错;但我们不可忘记,福音与文化毕竟是有区别的,就是基督教跟基督教文化也不能划等号。因此,我们要学会甄别哪些信念和价值观是本乎圣经,哪些是本乎文化信条。中国人如果在听信福音的同时也接受了西方文化,即使是基督教文化,也不可能没有问题。或许不少中国基督徒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余国良博士已经明确地指出:“历史上基督教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其实并非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而是西化了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
石衡潭先生说了一个例子:“在中国教会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对中国传统文化意象简单粗暴处理的情况,如将中国传统中的龙的形象解释为圣经中的古龙——蛇——撒旦。如在某些教会中,如果慕道友提到‘龙’和‘龙的传人’,常常会受到信徒的反对和抨击。一些传道人也强化了对这一形象的负面认识:有的称‘龙’为‘恶龙’;有的把‘神的儿女’与‘龙的传人’直接对立起来。其实,圣经中的‘古龙——蛇——撒旦’与中国文化中‘龙’毫无联系,完全是两码事。”
石先生所说的正是事实。因为在中国教会里,确实有不少弟兄姊妹将大红龙与中国龙混为一谈。所以,凡有龙图案的东西,他们一概拒绝;看见人家舞龙或赛龙舟,都要避开;听到有人说“羔羊征服中国龙”,也不觉得有什么错。这种现象,似乎是信仰虔诚的表现,其实是中国基督徒在听信福音的同时,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结果。因为西方传教士没有把福音与西方文化剥离开来,中国基督徒也没有这种辨别能力,所以根本不知道这是一种福音与文化相混淆的结果,更不知道这是对圣经本意的误解。正是因为这种现象的存在,邪教“东方闪电”把中国说成“大红龙国家”(《神隐秘的作工》第465页)的谬论才有一定的市场,这种谬论在西方更成为反对中国的工具。因此,出于对圣经正意的忠诚和对教会现状的关切,我们有必要、也有责任就“龙”的问题作出正确的解释。
首先,我们要注意《启示录》12章第9节圣经自己对“大红龙”的解释:“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圣经的意思很清楚:大红龙是象征残暴凶恶草芥人命的魔鬼作为,古蛇是象征阴险毒辣诡诈说谎的撒但本性。二者同指那恶者。
那么,大红龙跟中国龙为什么会完全不同呢?
根本的原因是由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不同。据《参考消息》2008年4月8日报道:英国《卫报》资深记者、历史学家约翰.吉廷斯在《龙来了》一文中说:“中国的龙……是一种通常脾气温和的动物,为人们兴云布雨,令家庭多子多孙——龙凤呈祥代表着快乐的婚姻生活。……在西方人看来,这群动物张牙舞爪,大部分是红色的,令人畏惧。”所以,我们在正确理解圣经的同时,也要正视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分清中国龙与大红龙的不同含义,以免将象征祥和的中国龙与象征魔鬼的大红龙等同起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学者对“龙”字欧译问题作过专门的学术研究,这对我们正确理解《启示录》12章中的“龙”很有帮助。例如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员、台湾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合聘副教授李奭学的研究成果《西秦饮渭水,东洛荐河图——我所知道的‘龙’字欧译始末》一文,以大量历史资料证明“龙乃中国文化特有,西方传统并无是类动物”,因为“希伯来文中绝无英文‘dragon’的对应字”,“在欧文中难以觅得‘龙’的对应字”,所以造成《启示录》中“”字的“误译”,并且“以讹传讹”直到如今。现将该文的“摘要”部分抄录于下:“中文‘龙’字所指原和英文‘dragon’所指不同,不过历来却将两者互换,而且相沿成习。本文无意讨论‘龙’字欧译的正确方法,所感兴趣者乃‘龙’字何以史上定型成为英文的‘dragon’一字。后者的欧语源头,可由法文而上溯意大利文,终结于拉丁文的‘draco’与希腊文的‘drakon’。‘史上’可见最早将‘龙’译为这一系统的欧文著作系一二七一年《光明之城》中之所载。然而此书的中古意大利文本迄今难见,可考者故应以《马可波罗游记》始之。其中所用意大利文‘dragone’或‘dragoni’的字典形‘drago’乃出即出自拉丁文的‘draco’。话虽如此,马可波罗其人其事迄今仍争议不断,所以就信史衡之,‘龙’字最早之出以欧语者,乃利玛窦与罗明坚所编之《葡华字典》,事在一五八三迄八八年间,而他们所用者乃葡文之复合字‘dicha-serpens’。二氏使用源出拉丁系统的‘draco’一字所译,反为中文‘蛟’字。不过中国古来蛟龙几乎不分,所以我们也可谓最早以葡文‘dragao’译‘龙’者乃利玛窦与罗明坚,而从反方向将‘draco’译为‘龙’者则为一六0二龙华民所出的《圣若撒法始末》。中国‘龙’与英文‘dragon’并译,其事则更晚,已一八一五年。其时马礼逊编《英华字典》,先沿拉丁文译‘龙’,其后再附以我们今日已知的英文字。”
正是因此,先译的新约圣经出现“龙”字,而后译的旧约圣经就译为“鳄鱼”,同时也称之为“蛇”。其中《以赛亚书》27章1节说得特别清楚:“到那日,耶和华必用祂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行的蛇”。
总之,“‘dragon’和‘龙’本为牛头与马嘴,泾渭判然,不能互译,孺子可解。”因此,中文圣经所误译的“龙”跟中国“龙”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所以,我们要在保持基督教的核心信仰始终不变的同时,也要叫某些非核心的西方元素在新的文化载体中自然消除。
这个例子说明,我们学会厘清西方基督教文化中不适合中国教会的元素,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符合圣经真理的。正如《赵紫宸的神学思想》一书所说的:赵紫宸站在中国基督教的立场上“对西方的神学加以原则性的批评。他认为西方神学受到欧洲——特别是希腊——的影响,成了某种精神传统的俘虏,这不独疏远了圣経的根源,也和中国的思想格格不入。他尝试将基督教神学从西方的装饰中解放出来,目的不仅要建立一套特别的、中国的诠释,更要使之对普世教会是有意义的神学。”这说明,任何国家的基督教都应当从本土文化中汲取营养来发展自己的神学,而不可要求全球推行一种神学,因为神学总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变化的。”
 
三,中国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我们思考中国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还要直面马克思主义,不能碍于种种原因避而不谈。
首先要肯定,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不能以无神论与有神论来介定。“如果说古典的有神论是一个‘正题’,而启蒙运动与其后的现代主义所支持的无神论是一个‘反题’,那么进入后现代以后的多元化局面可以是一个‘合题’。对于带领中国人民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其基本的哲学立场似乎不应该是承续一个‘反题’,而应该是一个代表先进文化的‘合题’。政府的宗教政策出发点无需维系于一个哲学命题。‘有神’与‘无神’原本也不是政府需要处理的问题。政府的职能之一是维护宽松友好繁荣的文化学术环境,对‘有神’与‘无神’的探讨应该是学者的职能。政府的‘合题’即包容与协调各种观点和立场的先进文化,大目标是促进人民的幸福生活和社会公共福利。”
现在,党和政府在“合题”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有目共睹。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要在这“合题”上做文章。吴耀宗先生正是如此。他曾经说过,他对马克思主义99•5%是赞成的,但是还是有一点点保留,那就是对它的无神论。丁光训主教也是如此。他熟悉马克思主义,却坚持有神论,并在“鸦片论”问题上向马克思主义者勇敢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引起了党和政府以及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对此,余博士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丁主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深刻的了解和娴熟的应用,足以使得他关于‘实事求是’的论述与当时中共的主流舆论同步,甚至超前。他对中国的宗教研究事业的持久贡献之一就是大胆地、不懈地对‘宗教就是鸦片’的定势思维二十年如一日地进行挑战。可以说今天中国对宗教的社会科学研究有着比较开明的、欣欣向荣的局面,丁主教享有奠基性的功劳。”的确如此,早在上世纪50年代前后,丁主教就已经对“宗教是鸦片”的片面定论提出异议。“文革”结束后不久,丁主教向政府和学术界大声呼吁,对宗教应当有客观全面的认识和评价,不能以“鸦片”一言概之。在丁主教以及其他宗教界领袖、党政领导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鸦片论”终于在20世纪初淡出历史舞台,被后来的社会主义宗教论所取代。这对国家的安定团结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有利,也对教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有利,实现了双赢。这种变化,不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宗教论,也不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是避免本本主义、生搬硬套和主次颠倒的错误。罗竹风教授独有慧眼,能看到“马克思有关宗教的论述,都是‘就德国而言’,而不是泛指一切或包罗万象的”,所以他说:“学习马克思有关宗教的理论,我们应当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体系,而不是去寻章摘句,生搬硬套。如果不是这样,那岂不是变成学术上的侏儒了吗?”刘孝廷先生正是基于这个现实,提出基督教要“处理好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认为:“在西方互相敌视的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倒有可能联手合作。”因此,中国基督徒不可像西方基督徒那样因为无神论的缘故去敌视马克思主义,而应当像吴耀宗先生和丁主教那样有正确的认识和态度。其实,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信仰上互相尊重,政治上团结合作”,中国基督教提出“爱国爱教,荣神益人”,就是共同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部位、对信仰上的差异有了正确态度的一种表现。
同时,我们也知道,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所以,要思考中国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就必然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其关键性的部分有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为发展生产力开辟了广阔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与基本原则的体现。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国人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高价值的体现。
正因为如此,中国执政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问题在理论上也有了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宗教论的确立,发挥宗教界人土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的提出,以及信教群众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的论断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宗教问题上的体现。
     那么,基督教伦理与社会主义文化有哪些共通之处呢?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话用基督教的语言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一个“爱”字,社会主义就是要激活人类潜在的爱心,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所以丁主教说:“把爱普及到大众,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目的。社会主义是大规模的爱,有组织的爱,形成为社会制度的爱。”“作为一个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能体现爱。”这跟圣经伦理没有冲突,因为圣经伦理也突出一个爱字—— “爱人如己”、“爱他如己”。“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基督徒不仅要爱弟兄,也要爱众人。这一切,都同社会主义本质非常相符。
我们讨论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也要注意到一种不同的声音。西方社会学教授阿尔文·施密特断言:“社会主义只有在所有的个体都没有罪,总是谋求邻舍的最大利益的假设上才行得通。但是,这种人不存在。因为无论《旧约》还是《新约》都教导说,人是堕落、有罪的受造物,人不会首先谋求其邻舍的福利。” 对此,我们怎么理解呢?我们不妨按照阿尔文•施密特的说法作一个推理:人是堕落的,所以社会主义行不通——这说明不是社会主义不好,乃是人的素质不好,所以达不到社会主义的良善要求;而堕落之人可以行得通的资本主义,其本质如何,也就昭然若揭了。由此可以肯定,资本主义若沒有基督教的制约,后果就不堪设想。有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指出,2008年爆发于美国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究其根源是因为:“资本主义抑或市场经济,它的产生和发展均基于一种信仰所带来的道德自律和完备的法律监督体系。前者主要出自新教教规和戒律,后者则基于现代法律制度的完善。也就是说,两者之间任何一方出现危机,就会导致灾难的发生。而目前,美国这两方面都出现了问题。”“如今美国的购物广场已取代了教堂”,“好莱坞、强势媒体、学术中心和重要的金融基础机构多半是由放弃宗教,或至少放弃基督教信仰的人们所控制。”由此可见,美国自由市场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基督教信仰和伦理的支撑,一旦离开了它的支撑,就必危机重重。在美国的国情下,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中国的国情不同,不可能出现美国那样的问题;但我认为,基督教在中国对社会主义可以提供神圣旳支持和有力的激励,因为基督教的仁爱和勤劳致富、利他主义等等伦理跟社会主义理想最为吻合,对社会主义发展更为有利。凡明白圣经的人都知道,基督教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是完全可以大有作为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⑴圣经中有大量鼓励神的儿女勤劳致富的经文,也有亚伯拉罕、波阿斯和才德妇人那样勤劳致富的榜样,这些都可以鼓励激发基督徒积极投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⑵针对市场经济和经济高速发展时出现的道德滑坡现象,圣经中也有大量的道德呼吁,为要唤醒基督徒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自律本能,起到“社会良心”的作用。
⑶不仅如此,基督教可以为增强社会公德作出贡献。社会公德的核心是理性地看待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尊重社会和谐运作所必须遵循的规则和标准,有意识地收敛自己的个性和陋习,以理智礼貌诚信的方式与他人交往。从基督徒来说,其实这就是遵行 “尊敬众人”、“爱人如己”或“爱他如己”的圣经教导。
⑷同时,圣经也强调基督徒的法律意识。余博士还说:“在今日中国社会法律权威需要牢固建立的环境下,教会通过阐明《圣经》的教训,可以在信徒心目中建立‘法律神圣’的观念。这一观念的普及将赋予非宗教处境中的法律制度以纵向的深度,鼓励基督徒敬畏公义,自觉守法,作美好的见证,在守法的意识上体现天国身份与公民身份的结合。这一结合的直接根据就是《圣经》。”因此,在爱国守法方面,中国基督徒应当有高度的自觉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代中国文化主要有三个组成部分,形成这样一个格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中占主导地位;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中国文化的主干;而西方文化包括基督教文化也已经进入中国,有的已经融入中国文化,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有的正在与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发生碰撞,或在磨合之中。在这种处境下,中国基督教正确认识和对待上述三种文化成分,至关重要。所以,我们要自觉地融入中国文化,自觉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继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并在吸收西方文明有益成果的同时,坚决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渗透。这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必由之路。为此,中国基督教必须加强自我教育,提高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必须深入研究三自理论,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必须发挥“和好神学”的功用,积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弘扬圣经伦理道德,为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作出贡献。只有这样,中国基督教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中华文化的沃土里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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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
1、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北京
2、   《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出版,北京
3、   《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北京
4、古爱华:《赵紫宸的神学思想》,中国基督教协会1999年12月出版,上海
5、丁光训:《圣经·信仰·教会》,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上海
6、《邓小平文选》第3卷373页
7、《丁光训文集》,译林出版社出版,南京
8、《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
9、赵健伟:《次贷危机与道德经》,浙江政协《联谊报》2008年10月23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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